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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及啟示
來源:江西省法學會中央蘇區法治論壇 作者:鄒莉 時間:2019-06-14 瀏覽字號:[ ]

新中國成立前的一段時期是中國社會從動蕩轉向新生的“陣痛”時期,傳統婚姻制度也朝著當時先進社會發展的方向不斷發生著變化,以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觀、婦女觀為思想淵源的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逐步展開。毛澤東曾多次發表言論批判封建婚姻制度,認為當時的婚姻制度反映了社會腐敗性與黑暗面,不能實現意志獨立和自由戀愛。

一、婦女解放與土地改革實踐是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的推動力

1929年的經濟危機重創了資本主義國家的重工業發展,世界生鐵產量和鋼鐵產量雙雙下降超過百分之六十,此次危機促使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外擴張的辦法緩解國內壓力。與此同時,我國人民在遭受鴉片戰爭荼毒后所負擔的勞苦壓迫愈發沉重,迫切希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引領人民走上解放道路。但是,當時蔣介石南京政府卻是一個被買辦階級掌控的政府,對外以犧牲國家主權和國家經濟換取其一時的利益與安穩。南京政府不僅在政治上壓迫工農階級和革命群體,使用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并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人,還在經濟上對人民群眾進行更大規模更深程度的剝削,農村土地的日益集中與繁雜的苛捐賦稅使勞動人民的基本生存都成了難題。毛澤東同志專門撰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我黨動員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之可能性作出大膽推測,談到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與學生罷課現象在多地已愈演愈烈,“星星之火”距離“燎原”的時期已然近在眼前。其中,中國共產黨認為人民群眾中的廣大勞動婦女是推動革命順利展開的重要助力。當時的婦女正處于舊的封建等級制度當中的附屬地位,婦女如能沖破此種困境動員群眾加入革命隊伍勢必能提高人民群眾的階級覺悟并使革命勢頭經久不息。

在如此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的主動擔負起革命的重任走上了歷史舞臺。自“八七會議”后于1927年7月20日提出“中國革命開始進入土地革命階段”的號召,確立我黨要在農村實行土地革命并發動武裝起義的方針政策,從此展開中國土地革命。我黨順應社會發展,從農民切身利益出發,以強制手段將地主手中的土地奪回并以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方法將土地分配給農民,滿足廣大農民對土地生產資料的需求,實現生產力解放。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上的變革為實現人民解放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中國舊式封建婚姻制度改革提供了生根發芽的土壤。當時的土地革命亦規定:“雇農苦力勞動農民,均不分男女同樣有分配土地的權限”,側重提升農村婦女的經濟地位,使其擁有財產分配權,此項舉動為構建男女平等的新式婚姻關系提供了推動力。

二、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的內容

(一)廢除聘金禮金否定買賣婚姻與崇尚婚姻自由

以往封建社會的童養媳現象同樣盛行于中央蘇區時期的客家地區,其根本原因在于農村經濟的落后與農民經濟壓力的繁重。客家傳統婚嫁習俗被稱為“大行嫁”,需經過納采、問名、納吉等一系列傳統婚姻中三書六禮等較為繁瑣的禮儀過程,并且僅有部分地主與富農具有負擔其中高昂婚嫁費用的經濟實力,大部分生活處于困境中的貧農因無法負擔婚嫁花費而無法娶到媳婦。因此,不用花太多錢就能買來童養媳當媳婦的方式成為了貧農們娶新婦的首選婚姻形式,此種婚姻形式也逐步在中央蘇區盛行并使當地婦女飽受痛苦與折磨。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蔡暢曾針對中央蘇區的這種畸形婚姻形態表述到:這些婦女因為家庭經濟條件困難早在幼年時期就被家人當做商品一樣被賣掉成童養媳,而買這些婦女的家庭成員無時無刻都可以對其進行打罵虐待,這些童養媳如同在夾縫中求生存。

針對農村中的買賣婚姻、童養媳現象,1928年7月在黨的六大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案》就直接提出反對多妻制及童養媳、反對強迫出嫁。中央蘇區政府采取制定廢除聘金禮金等法律法規的手段否定這種類似于販賣人口的畸形婚姻形態,倡導人民群眾形成正確的婚姻觀,強調男女雙方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廢除聘金禮金的規定在客觀上有助于抑制童養媳現象等買賣婚姻的發生,當農村家庭不再需要花重金娶妻,就不再需要在男性未成年的時候去買女童回來當童養媳。

中央蘇區時期各地政府制定的婚姻條例和1930年3月25日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頒布后,各地婦委會紛紛動員廣大婦女群眾了解學習婚姻法律文件。1928年9月,永定樟塔村女青年張元英與仙師鄉賴石下村男青年通過自由戀愛喜結連理并在婚禮上獲得了婦女主任及團支書送來的“婚姻自由”紅匾額,這場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示例如同導火索般帶動了蘇區青年男女自主戀愛結婚的新風潮。

婚姻自由不僅包括結婚的自由也包括離婚的自由,當婚姻雙方當事人感情破裂,可以自由選擇離婚,另一方當事人不得強制干涉阻止。馬克思認為婚姻的死亡要看其本質而不僅是男女雙方的個人意愿,因此我黨在此思想的指導下作出了離婚自由的規定:“確定離婚自由,凡男女雙方同意離婚的,即行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亦即行離婚”,該規定對處于封建傳統思想枷鎖中的女性而言如同雨降甘霖,例如尋烏政府設立之初便日日收到離婚訴求案件,女性提出者占絕大部分,婚姻制度改革讓中央蘇區農村婦女在婚姻中獲得了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權利,成效顯著。

(二)一夫一妻制中的男女平等原則

湘贛蘇區婚姻條例中規定:“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同時還規定有妻子與小妾的,無論是妻子還是小妾都可以隨時向政府提出離婚申請并得到批準。與此同時,中央蘇區普遍施行起與上述規定相配套的正規的婚姻登記制度,對于不符合一夫一妻制要求的結婚請求一律不予登記,嚴格執行并在法律上有效支持新式婚姻制度。該種婚姻制度改革旨在通過破除我國傳統婚姻中一夫多妻制的結構,實現人民群眾夫權至上、男尊女卑等傳統腐朽思想向男女平等、尊重女性權利的方向轉變。

中國共產黨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宣言及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提出要逐漸實現男女在政治、經濟、教育、職業、社交等各方面的平等,可知我黨在中央蘇區時期正努力嘗試實現上述期望。一夫一妻制中體現的男女平等不僅期望男女雙方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實現平等地位,還希望能將男女平等原則延伸至政治、經濟等其他范疇。1930年5月鄧穎超針對中央蘇區的婚姻制度改革過程中有關婦女解放的問題提出了個人看法,認為蘇維埃政府成立的同時就應該公布解放保護婦女的法會,賦予婦女在政治、經濟、法律及教育上與男性同等的待遇,享有土地權、選舉權、被選權、結婚權、離婚權等,積極引導思想覺悟高的婦女帶領中央蘇區農村婦女參加到蘇維埃政權工作中。這些法律規定與革命者所提出的倡議體現了我黨對男女平等原則的肯定,希望實現人民群眾各方面的自由解放。

(三)婦女兒童權益保障規定

封建社會中婦女嫁入夫家意味著人身關系的重建與財產的重新分配,在身份上夫家男性才享有繼承權,在財產上婦女所帶來的嫁妝包括金錢、土地等均歸入夫家所有。婦女如意欲離婚不僅在周圍群眾看來是件不光彩的事,于客觀生活上也會因凈身出戶,沒有經濟支撐而難以生存。為破除婦女的困境,我黨在土地革命中對土地進行了重新分配,在1932年的《土地費執行條例》中規定:“婦女出嫁的土地,由本人自己處置”。與此同時,為保障婦女在離婚后能有生活經濟來源并保持獨立的思想人格,還在《婚姻條例》中規定“離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結婚,男子須維持其生活,或代種田地,直至再行結婚為止”。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男子的負擔,但也相對性的鼓勵了婦女勇敢邁出走向解放的步伐,進一步打破傳統時期男女在社會、經濟上的地位格局。

在婚姻破碎后孩子的撫養權歸屬是一個需要得到妥善處理的問題。我黨和政府認為兒童需要一個能使其身心健康成長的環境,在《婚姻法》中規定孩子由婦女撫養,在婦女不愿意撫養的情況下由男子撫養,同時需要尊重成年子女的意愿。蘇區政府考慮到兒童成長需要一定的經濟保障,于是在法律中規定由婦女撫養的孩子,男子需要負擔孩子必要生活費用的三分之二直至其十六周歲,可以選擇以現金支付或者為孩子耕種所分得的土地等辦法。之后,又考慮到婦女再婚后孩子權益方面的保障,規定到如果婦女的新任丈夫愿意撫養孩子,必須向鄉蘇維埃或市蘇維埃進行登記并負責撫養孩子至其成年,不得中途停止或虐待孩子,孩子的生父即可不用再負擔孩子的生活必要費用。另外,對于私生子女法律也作出了保障其基本生存權的規定:“一切私生子女得享受本婚姻法上關于合法小孩的一切權利”。以上規定均體現了中央蘇區政府對兒童基本權益法律方面的保障。

三、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過程中的挑戰

(一)婚姻制度改革對封建婚姻的猛烈沖擊

1929年贛西蘇維埃成立大會上提出“婚姻絕對自由”的口號,并再次于1930年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政綱中予以確認,在幫助婦女走向自由解放的同時,也令一些盲目推崇婚姻自由的群眾曲解其意,出現了一段時期的混亂現象。部分盲目追求婚姻自由的青年做了一些拋棄道德倫理的事情,導致婚姻制度改革過程中出現多起男女糾紛,有婦女在尚未結束原有婚姻狀態的情況下追求新的戀情,還有婦女連夜離家出走,甚至有青年男女群眾因此而發生械斗。這一系列亂象的出現導致鄉民人心惶惶,尤其是有妻子的男性害怕自己的妻子不知何時會與自己離婚或出走,因此對政府主導的婚姻制度改革產生了強烈的不滿與抵制情緒,強烈抵制縣政府下派宣講員到村中宣講政府政策。

此外,在政府“婚姻絕對自由”的口號下涌現出包括童養媳等受到壓迫的一大批農村婦女向政府提出離婚的訴求,導致各處的鄉政府紛紛忙于處理離婚糾紛。政府政策對于農村婦女而言確實使她們得到了身心解放,但是也觸及了農村男性的切身利益,使得原本穩定的家庭及婚姻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面臨隨時可能失去妻子的境況下產生極端情緒,如芳田赤衛隊隊長曾家勛不僅拒絕與妻子離婚,還威脅妻子說如果離婚就要打死妻子,又如龍圖富農劉學盛向革委主席表明如果妻子與自己離婚便要與妻子同歸于盡。可見結婚離婚自由政策遭到各階級男性群眾的強烈反對,影響了整個蘇區的穩定與繼續革命的勢頭。

面對亟待解決的危機問題,部分政府發生從肯定支持婦女離婚到全面禁止婦女離婚的態度轉變,如贛西蘇維埃政府要求婦女提出離婚申請需符合一定條件才可批準,后來對符合條件的離婚申請也作一律否定。在降低離婚率的同時也打擊了婦女革命的積極性,于此中共亦開始分析該種現象發生的根本原因,認為主要還是經濟問題,一個家庭的維持免不了對婦女進行經濟上的剝削。我黨為維護社會穩定也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認為在婚姻問題上既不能制止婦女離婚,亦不能攛掇婦女離婚,對于煽動婦女離婚者嚴懲。為保證革命的順利進行,各地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執行是當時蘇區婚姻制度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婚姻制度改革對軍婚的打擊

軍人婚姻是穩定軍心的重要保障。軍人的妻子雖然在思想上支持紅軍支持黨,但仍有不可避免的現實難題在困擾著軍婚狀態的穩定,主要體現在婦女產生不愿與紅軍結婚的觀念或已婚軍嫂向政府提出離婚訴求。未婚女性通常考慮到婚后依靠等問題會于結婚前詢問未婚夫是否會參軍,已婚女性則會因丈夫參軍后家庭負擔愈加沉重等客觀現實因素不得不請求離婚。此外,還有婦女長期無精神依靠等易發生婚外戀情或紅軍丈夫負傷殘疾歸來無法承擔家庭重擔等問題希望改嫁。中央蘇區時期,尤其是湘贛蘇區的軍婚沖突較為嚴重,再不加以處理將會動搖軍心,影響到革命進程的順利與最終勝利。

為解決軍婚家庭出現的這些問題,政府制定了相關規定來保護軍婚。1931年興國縣政府規定,針對軍婚中提出離婚的婦女,首先要詢問清楚離婚原因,若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問題,政府應當給予一定的幫助,若是因為與他人產生了新戀情,離婚須征得丈夫的同意。之后各地相繼作出保護軍婚的相關規定,直至《婚姻法》公布以法律形式規定了保護軍婚的法規,紅軍妻子要求離婚必須征得丈夫同意,但在通信便利的地方丈夫兩年無信回家或者在通信不便的地方丈夫四年無信回家,紅軍妻子即可向政府申請登記離婚。同時,政府要求紅軍戰士每三個月需與家人通信一次,以便加強雙方溝通了解情況。我黨對軍婚的保護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部隊士氣,受到軍人與家屬的支持肯定。

(三)婚姻制度改革對地主階級婚姻的限制

毛澤東同志在進行農村調查時對不同的階級進行了深入剖析,將農村劃分為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又將農民劃分為富農、中貧農及雇農,確立了依靠貧雇農,鞏固團結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封建地主階級的農村階級路線,而且該路線也被運用到了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中。在改革過程中我黨制定了直接或間接針對如何打破地主階級婚姻狀態的一系列政策,動員地主階級的妻子主動與地主離婚并鼓勵她們改嫁貧農,還要求地主無條件釋放家中的婢女。此外,在《閩西婚姻法》和《湘贛蘇區婚姻條例》中還規定了地主階級的妻子可以在離婚后與地主平均分配財產。這樣一來這些婦女與地主離婚后再與中下貧農結婚,所分得的地主財產將逐漸流入農民手中,瓦解地主財力。在這樣的政策規定和社會大背景下,當時結婚的婦女為了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和社會地位都較為重視結婚對象的政治成分,中下貧農成為了婦女結婚優先選擇的對象,相比之下地主階級成為了婦女排斥的結婚對象。因此,地主階級面臨著妻子與自己離婚分財產與子女嫁娶困難的雙重困境,在土地革命的進程中這些地主階級的財力與社會地位大幅下降。

四、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的評價與啟示

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正確思想的引導下,中央蘇區時期進行的婚姻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黨在艱苦的外部環境下不斷與傳統封建思想作斗爭,深入農村進行實踐調查研究,找到婦女深受壓迫的根本原因,將改革的政策在實際運用中不斷進行調整發揮其應有的效用。我黨通過婚姻制度改革將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分配于農民,分配于婦女,幫助婦女實現經濟獨立與思想解放,提升其社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婦女的合法權益并使農民的整體利益得到平衡。改革在大范圍上激發了廣大農民及婦女對革命的熱情,尤其是婦女在政治、經濟生產和軍事斗爭中的參與積極性逐漸顯露。當時的城鄉蘇維埃婦女代表占有百分之二十五,在1934年男性參軍時中央蘇區的農業收成還比前一年漲了一成,婦女動員家屬與身邊人參軍的運動使紅軍數量猛增至30萬,甚至有些革命斗志極強的婦女親自上戰場與敵人作戰。

然而,在婚姻制度改革的實際進程中由于部分蘇區干部能力不足及“左”傾思想的影響局限了中央蘇區婚姻制度改革,引發了一些社會亂象。部分蘇區干部對政策實施中出現的現實問題處理應對能力不足,理論素養不高,在推行婚姻制度改革的過程中過于簡單粗暴,出現將未婚男女青年強制配對的情況,甚至提出未婚婦女必須在一星期內找到對象結婚,不結婚又有身孕的婦女要破肚腹的要求。部分蘇區政府在“左”傾思想影響下處理婚姻問題時顯得過于激進,如提出男女同睡一張床,女性不脫褲子便是封建殘余的言論,導致國民黨人捕風捉影大肆宣揚中國共產黨實行共產共妻政策,同時在蘇區還展開過肅清“AB團”運動使部分婦女在運動中遭到殺害,嚴重打擊了婦女參與革命的積極性。

從中央蘇區時期的婚姻制度改革適用情況可以看出,我黨實施政策不斷與時俱進,面對現實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與矛盾都在積極尋求解決辦法。從“婚姻絕對自由”到不煽動婦女離婚,從全面支持離婚申請到一律禁止軍嫂離婚,再到有條件性離婚的軍婚保障,無一不體現出我黨在婚姻制度改革的一路碰撞下對相關政策進行著貼合實際的修正與補充,不斷完善當時的《婚姻條例》與《婚姻法》,讓婚姻制度改革有法可依并為我國現如今的婚姻法相關規定的制定奠定了基石。我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引發了一些新型婚姻家庭方面的問題,如家庭暴力問題、空巢老人與留守兒童問題、婚外情問題等等。為了解決這些新出現的問題,我們需要追本溯源,從過去汲取經驗與教訓,以構建平等、和諧、文明的家庭關系為目標,在依法治國的戰略布局下與時俱進,學會實事求是采用具有針對性的方式方法完善我國相關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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